青岛是一个历史较短的现代化城市，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严格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建设的城市，是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最早碰撞的前沿，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这使得青岛的文化混合着近代西方的先进理念和齐鲁孔孟之乡的儒家传统，既有开放洋气的海派风韵又具保守中庸的传统印记，这种特殊的环境与文脉也给予了青岛文化艺术人士一些独特的养料，形成独特的人文艺术气质与氛围。
成都是个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名城，自古号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富足的生活和发达的文化造就了成都人特有的乐天性格与随和心态，成都因千年来偏安西南，成为中原汉文化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在文化方面，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的领导性地区始终非常发达与活跃，今天来自于成都的当代艺术家们也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发展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板块。
“双城记”系列当代艺术对话展的策展理念就是要以一系列的城市之间的艺术对话性的展览迫使各城市之间进行直接的艺术交流，建立不同区域文化的平等互动的交流平台。
策展人：
梁克刚 北京壹美术馆馆长
学术顾问：
栗宪庭 著名艺术批评家
学术支持：
管郁达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著名艺术批评家
陈默 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李明 青岛独立艺术批评家
刘辉明 青岛独立艺术批评家
青岛参展艺术家：
隋建国——著名当代雕塑家、观念艺术家，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目前在北京。
王音——著名当代艺术家，“新绘画”流派的代表性艺术家，目前在北京。
岛子——青岛籍著名艺术批评家，清华美院教授，“圣水墨”创始人
杨越——著名艺术家，青岛美术家协会主席。
魏青吉——著名当代艺术家，2007洛克菲勒中国艺术家奖助计划获得者，华南师大副教授。
李明——侨居日本著名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目前在日本。
刘大鸿——著名当代艺术家，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目前在上海。
周仕超——著名艺术家，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目前在济南。
赵德伟——著名当代艺术家，原“青岛露天画展”倡导者，目前在北京。
邢维东——著名当代艺术家，目前在北京。
万里雅——著名当代艺术家、陶艺家，目前在北京及景德镇。
梁克刚——著名观念艺术家，北京宋庄壹号创办人。
姜永杰——青岛籍艺术家
祝万水――青岛籍艺术家
刘传宝——青岛艺术家，1980年代前卫艺术社团“太阳社”创办人。
李世先——青岛艺术家
徐青峰——青岛艺术家,现供职于青岛大学.
王伟业——青岛艺术家，现供职于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中心。
尤良成——青岛艺术家，1980年代前卫艺术社团“艺术研究会”创始人。
单虹——奥地利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艺术硕士，目前在奥地利。
贾真耀——青岛雕塑家
孟红艳――青岛女艺术家
大猫——青岛优秀女艺术家
于新――青岛年轻艺术家
都国桢——青岛影像艺术家
成都参展艺术家：
何多苓——四川音乐学院艺术系教授著名艺术家，伤痕美术代表性艺术家
周春芽——四川美协副主席，著名艺术家，新绘画代表性艺术家
何工――著名旅美艺术家，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高小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伤痕美术代表性艺术家
王承云――著名旅德艺术家
师进滇——著名当代艺术家
罗发辉——著名当代艺术家
赵能智——著名当代艺术家
杨冕——著名当代艺术家
吉磊——成都当代艺术家
屠洪涛——成都当代艺术家
陈秋林——成都影像艺术家
郭燕——成都女艺术家
曾妮——成都女艺术家
符曦——成都女艺术家
肖克刚——成都艺术家
廉学铭——成都艺术家
邱光平——成都艺术家
王胜强——成都艺术家
陈家刚——成都著名摄影艺术家
魏葵——成都当代水墨画家
余极——成都行为艺术家
展览场地：
成都：廊桥当代艺术空间
展览时间：
成都 2009年1月10
展览的意义：
作为两个地域、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两个重要城市之间大型的当代文化艺术交流在国内首开先河。
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熏陶下的艺术家创作的个体差异的共性进行有价值的比较研究。
促进两个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共同提升对话城市的文化竞争力与城市形象品牌。
城市性格与当代艺术
——青岛与成都的艺术对话
管郁达
一
在近二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城市化转型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当代艺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都市文化，或者说只有都市文化才有可能培育出当代艺术生长所需要的土壤、气候和养分。所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与都市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正如文人画、田园诗、古典园林之于农业文明、乡土社会一样。
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乡土社会。所谓“乡土”指的是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在乡土社会里，一切都围绕着土地而生存。土地是农民的神，农民不管走到哪里，迁移到哪里，都和土地脱不了关系。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文人画，主要以山水草木、花鸟鱼虫为表达对象，其艺术表达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言而喻。
都市是现代文明风暴的中心。聚集了诸多与“现代性”有关的问题意识。从当代艺术的发生来看，一方面，都市文化构建了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现代都市的特点是它的变动性、不稳定性、快速而多向发展性以及时空结构的多样性。尽管都市文化中包含许多各异的文化世界，但它们彼此之间既有区隔，又有交流和渗透，形成了当代都市文化生动活泼的生命体，都市建筑文化、都市商业文化、都市媒体文化、都市市民文化、都市流行文化及机构化制度化的都市文化，从多个维度为当代艺术的衍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料。作为一个中心化的地缘概念，都市在后工业时代以其强话语权的姿态，引导着主流文化的发展路径，时尚、流行、先锋，迷茫、自省、抗争、叛逆，这些与当代艺术如影随形的语汇，亦是在现代都市错综复杂、高频率快节奏的社会运行机制下催生的，当代艺术源于都市文化，成为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一些边缘化的艺术形态，亦在思想的针对性上将矛头直指中心地缘概念和主流话语权的掌控者。另一方面，都市文化为当代艺术的传播提供了符号“货币”。当代艺术作为艺术形态，必然拥有自己的传播机制，而传播路径中符号的所指与能指，通过解构都市文化，构建了一种共通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货币”，它们以一种活跃、的姿态引领风潮和时尚，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当代中国正在经受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转化的双重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巨变。新旧生活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中外文化的激荡和交融；思想观念转化的反复和阵痛等等，为都市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实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和思想资源。艺术家们置身于喧嚣、纷乱、迷离幻化的都市生活中，都市本身赋予了艺术以新的力量，在真切感受都市的各种症候后，艺术家们摆脱了以往与田园风光和闲情逸致相联系的乡土文化趣味，把关注的重心和问题意识转移到了都市文化。作为现实社会在艺术载体表达中的时代特征，中国当代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自我超越中国农耕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要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完成对都市文化的构建和完善。中国的都市状态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思考和艺术表达的新手段。可以这样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已和具体的城市文化性格融为一体，共生共荣、互为因果。
成都和青岛是中国两个极富个性的城市。一个是夜夜笙歌、安逸享乐、偏安一隅的西南繁华都会；一个是青春美丽、浪漫迷人、富甲一方的北方滨海名城。两地相距十万八千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座城市，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这次名为“双城记”的展览，它聚集了成都和青岛两座城市当代艺术的精英和新生力量，试图在两座差异很大的城市之间寻找到一种共生互动的对话关系。
“双城记”这个题目无疑是策展人借用的方便说法。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作《双城记》中，“双城”指的是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美国学者李欧梵在其都市文化研究中，曾借用这个标题将上海和香港比作中国的“双城记”。他认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涌入大量上海移民的香港，其实正是上海这个传奇都会的“镜像”，香港对于老上海怀着浓烈的乡愁。中国的城市可以在各种层次上找到不同的联系。譬如“香港、上海”双城是一组概念，“京派、海派”又是一组概念，而在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中，又都可以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影子里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浸染。但是，面对成都和青岛这两座性格完全不同的城市，我们的分析究竟该从何处切入呢？相对于那种宏观的全景式扫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一学本雅明笔下的诗人波德莱尔？做一个游手好闲的“都市漫游者”，像艺术家那样，用各式各样的文化行为来影响都市的发展，从艺术家的作品与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来感受、体验这两个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和性格。
二
就像人一样，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但体现在市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中，也体现在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中。个性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伴随激进的现代化追求，中国的城市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在直观印象上，一个城市很难区别于另一个城市。同样的方方正正的、鸟笼式的民居，同样的大型超市或连锁店，同样巍峨雄壮的政府大楼，同样乏味的、充斥着拟像广告的街道景观……。香港模仿纽约，北京、上海模仿香港，其它城市模仿北京、上海。城市精神、城市气质、城市灵魂与个性荡然无存。住宅小区的售楼广告表现出荒诞的名实乖离，只有广告策划人员面壁虚构才可能想出那些诗意盎然、诱人上当的名头。但是在这些花哨的能指中，人们看到的只是所指的严重匮乏或意义链的断裂。
与人文传统深厚、历史悠久的成都相比，青岛的都市文化更具有一种“拿来主义”的浪漫气质。在青岛形成的历史上，德国、日本曾直接参与经营，沙俄则从周边一直施加影响，因此帝国统治的多重性是其第一特性。正因如此，青岛作为殖民地，因其政治权力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性，在民国初期，成为清朝遗老的流亡地，是尊孔运动、复辟运动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国面向欧洲传递古典文化信息的地方。近一个世纪帝国统治的多重性，使青岛在近代城市的外表下，出现了特殊的政治社会空间，其城市性格更具开放性、兼容性，也逐渐培养形成了较强的创新意识。这种开放的浪漫气质催生了青岛的现代艺术萌芽，去年十一月份，梁克刚在北京策划的展览“当代艺术青岛梦”，就是对一段被人遗忘的城市艺术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它给出了青岛这样一个城市的现代、当代艺术运动的完整发展线索，尤其在人物与人物，人物和事件的关系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具体城市的艺术运动，是如何在完全与西方艺术现状隔绝的情况下，艺术家之间自然形成的如佛家传灯或薪火相传式的关系。
而成都是一个仍然在现代化潮流中保持着悠然自得、逍遥玩世和身体快感的享乐主义城市。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悠闲安逸与浪漫诗意，造就了成都这样一个超然隔世、锦锈繁华、美女如云、夜夜笙歌的安乐窝。生活在成都，即便是每天的衣食住行，都比别处多了几分与世隔绝的情调遐想和精致。这样诗意、闲散的生活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了。旧时成都有一顺口溜云：“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一个忙人是韩信，一个忙人楚霸王。霸王忙来乌江丧，韩信忙来丧未央……”。成都人鼓励悠闲、挖苦忙人，“无所事事”的生活态度和城市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茶铺既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的公共空间，也是无所事事、街头“打望”行人的场所，更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成都的时间，是浸泡在茶碗里的光阴，是可以雕刻和追忆的“逝水年华”。在艺术表现方面，忧郁、伤逝与颓废是生活在成都的艺术家们无法摆脱的一种身体感觉、生理感受与观看方式。与青岛相比，成都艺术家更具有一种草根主义的“乡土”气质和文人式的把玩心态。这种尊重日常生活、注重现世享乐的城市性格，即便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也依然如故。
两座个性廻异的城市及其艺术家们的对话，是一次不期而遇的心灵碰撞呢？还是一场行同路人的堂会与饭局？我想，还是请在两地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去慢慢观看，然后自己给出答案吧。
于大理四季客栈
出走与悖离
青岛：一个不具示范性的样本
李明
和啤酒青岛的一目了然不同，艺术青岛的地理属性和精神属性一直都很模糊，既缺少基本的价值认同，也没有相似的品质特征。对几乎所有和青岛曾经（包括今天一直持续着的）发生过联系的艺术家而言，青岛似乎仅仅是个确定、真实、感性、自然（包括殖民地文化）的地理概念，和经历有关，和艺术理想却并无直接关联。
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青岛是20世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前80年，中国所有发生过影响的新潮艺术运动，与青岛都没有紧密的联系。与这一事实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又确实有一些来自青岛和“在青岛”的艺术家，参与了中国前卫艺术的部分或完全过程，并在相当意义上标志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下状态。
也就是说，不论从地理属性还是精神属性上，艺术青岛从来就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形成一个开放的、稍具规模并具有自我循环和繁衍特征的群体。尽管20世纪80年代，有年轻的本土艺术家在青岛进行了种种具有先驱意味的个体实验和群体活动，但最终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独立的认知和表达，并很快销声匿迹。
这样，出离青岛的艺术家的自由生长和创造力的充分显现，与居留本土的青岛艺术家“围城”状态下短暂的“奇思妙想”，就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现实比照。与此同时，不论是出离艺术家还是本土艺术家，在具有群体特性的地理属性和精神属性上，都很难找到共同点，这无疑加剧了现实的荒诞。
出走的艺术家，许多人都具有个人示范性。如果试图在作为雕塑家的隋建国的创作图谱中寻找他和他的生长地的联系，必然徒劳无益。因为，你不大可能在这条轨道上看清楚一个真实的隋建国。尽管在他早期使用的材料上，有若干和经历有关的记忆符号。但这仅仅是个背景，而不是精神依托，更不是灵魂。在今天，通过他的作品无论怎样生发想象，都无法把他带出权力话语的核心地带。
类似的情形，又以不同的姿态发生在王音、刘大鸿、魏青吉和岛子身上。也许，在王音时常公开流露的“家乡”情绪的背后，“背叛”的语境同时也在裹挟着他。在他的几乎所有的创作中，青岛远不如他手中的物质性细节更实在。刘大鸿的疏离也很彻底，当朱大可从刘大鸿的“一种经过逻辑化整合的象征主义拼贴”，诊断出“显示资本主义市场和上海情欲的微妙关系”的时候，作为同样具有城市经验的青岛，实质上就已经被排除在了刘大鸿的视野之外了。比较而言，在广州的魏青吉和在北京的岛子身上还有某种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性源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在出走后吸收到的营养，也与出生地无关。
我们发现，即便是乐于和画布上和青岛亲近的李明和周仕超，呈现出来的，也已经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或许，长时间逗留在日本的李明和生活在济南的周仕超，是青岛的出离者中间最恳于回望的。这些画面上透露出的信息，成为了许多可以作为样本解析的青岛籍艺术家真实表情的一部分。
如果找一个和青岛本土艺术活动有过紧密联系，同时又成为了出离者的艺术家，赵德伟无疑最具代表性。赵以一种超出常人的坚忍，主导了青岛80年代的试验艺术活动，并让自己成为了这个符号性场景的终结者。但是，不论在青岛时期还是进入北京之后，赵德伟都在表达上警惕地和地理特征明显的青岛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悖谬的是：赵在青岛被青岛视为异乡者，在北京他又把北京视为异乡。
赵德伟80年代的同道和朋友邢维东、万里雅、梁克刚、姜永杰都先后成为了出离者，他们与赵的情况大致相同，尽管与赵相比，他们的土著烙印更为清晰。而依然固守本土的刘传宝和尤良诚，发生在晚近的另外一个不同也许更有意味，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自己的出生及成长地“背朝大海”：一个试图直接剥离光怪陆离的城市病象，阐释对疏离化了的环境、情感、性别和交流的态度；一个则让屏蔽现实和个人记忆的马赛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隐喻。
实际上，“背朝大海”的故事还发生在杨越、祝万水、李世先、王伟业、单宏、孟红艳、大猫、于新、黄磊、都国桢这些艺术家身上，不论他们是不是身在青岛，也不论他们是用何种形式表达。
如果说，一个没有青岛啤酒的青岛，必然是一个失去很多快乐的青岛。那么，一个拥有或者曾经拥有过一些没有相同的地理和精神属性的艺术家的青岛，会是青岛的幸运，还是不幸？
这个问题，肯定会横亘于所有和这个城市发生过联系的艺术家面前。
有关艺术与精神，青岛的意味究竟该是什么？在表面化的城市背后，是不是有些更重要的东西被遗忘了？当一个城市仅仅能够提供“容器”功能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不是同时也就失去了令人神往的想象力？在或机械化或市场化或规模化或时尚化的城市，究竟还有多少自由创造和思想的空间？在一些小众或不合时宜的艺术试验面前，城市是不是还可以表现得更开放、宽容、温和些？
问题的提出也许过于简单，但是问题本身和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成都，当代艺术的福地
陈 默
决定一座城市的综合价值通常有几个部分：历史、人文、生活、幸福指数的高低。对成都而言，前两项的历史、人文指数无疑是丰厚的，它决定着城市的生存韧性和发展力度。而在生活和幸福指数方面，成都的得分也一直居高不下，构成了它独有的面貌和迷人的魅力。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蜀时期，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中心并辐射四方的文明，已经具备了相当发达的社会生产实力。而在此后的西汉及各个时期，依仗着都江古堰源远流长的富庶资源，上天赐予成都平原的流金宝地，使得这里商甲云集，都邑成群，人文市井，繁荣一方。蜀文化的深厚根基与一脉相承的人文张力，历经风风雨雨改朝换代，愈显钢柔相济意味深长。不管是一代文豪还是政界显要，不管是商界名流还是艺术宗师，共同构筑了鲜亮的城市品牌。这些勤劳智慧的先哲们的泱泱钜献，在历史文化厚重的卷宗里，熠熠生辉。
20世纪，是世界艺术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现当代艺术的浪潮，冲跨了传统文化封闭与单一的格局，使得艺术思想与表现方式获得极大丰富。进入新世纪，这种势头有增无减。而成都，也注定会在这场文化历史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管是陆续走出的著名艺术家，还是不断出彩的新艺术家，构成了这里持续强势的艺术格局，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十分重要的区域板块。在一个远离政治与经济中心的乐土上，袍哥文化的绵长遗韵，生活方式的散淡随和，侠士包容的生态气度，加上美食泛滥，美女如云，艺术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心态是健康平和的。如是，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当代艺术问题、生态问题、历史文化问题。在亲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的苦难伤悲，成都艺术家们几乎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工作，更彰显着他们的慈善品德和人格魅力，也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续写了新章。
作为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家和“蓝顶”的领军人物，周春芽有着突出的个人艺术面貌及亲和力。他的“绿狗”系列作品，将狗的形态记忆与色谱记忆分离，并将由人类总结的动态情感元素与静态审美元素按艺术家的个人愿望重新构合，这种意向图式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价值讨论平台，其观念趋向也超出了人们既有的对“架上”作品的审定标准。“桃花”系列，则是将生活经验中的某些象征元素与个人体验、创意趣味融合，超越了对象的物理层面，发散出多义的人文情怀。
著名艺术家何多苓，在生活和艺术品味的修炼中，有着独到的个人经验。二十多年来，在类似太极的不断发力中，其营造的灰色的意境里，蕴含和释放着多彩的浪漫激情。他的女性系列作品，将不同国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的女性个案用类似“女书”方式向人们娓娓道来，有的厚重丰盈，有的轻松飘逸。在幻化无常中，情知欲念迷离纷飞。可感无可知，可知无可感。对他而言，绘事早无技术难题，有的是生活与精神历练的正常支出，有的是对世态感悟的个性化点评，有的是自我情趣释放的惬意快感。
郭伟的作品，直面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单元：人类从穴居到半穴居到地面建筑，样式的推陈出新千差万别，生活存在都围绕着“室内”来做文章。不一样的建筑包裹着本质异同的“室内”，演义着内容丰富千差万别的生存版本。“在形式方面，他迷恋于一种‘极少主义’境界，色彩简洁、时空静止、情绪模糊、不温不火。每当他发现自己的语言不再特立独行时，总是及时掉头，甚至另起炉灶，而且，凭借着坚韧的创造力，他总是能够找到全新的归宿，毕竟，他老练的写实功力是无庸置疑的。”（李旭语）
赵能智的“表情”系列，以自我形象图式为借口切入人格化的社会“表情”主题：个体的“表情”反映自我生存的体验感受，社会的“表情”折射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展的质量优劣反馈的社会生态信息。“表情”的喜、怒、哀、乐，是内在生理与心理体验的外在反映。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表情”的真伪实质，没有什么可资推敲的逻辑性。只要人类存在，亦或是生物圈存在，有关“表情”的故事就会没完没了演义下去，而对于艺术家，对此的关注和表达也会继续下去。
何工的艺术，穿插着东西方文化的体验与感悟。“大餐”系列，超越了世俗的饮食层面，将来自民族意识和政治形态的精神混合体，经过特定图像通道，在笔触的杂叠和色彩的迷乱中徐徐释放。不同国度，会有不一样的民族伤感和文化阵痛，也有异曲同工的表述和宣泄方式。游走于跨时空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总是无法摆脱对伤感的亲历和对痛苦的体验。对他们而言，批评精神乃是人格确认中不可或缺的。就个体而言，创造和改造一个世界不易，但尽力而为地去丰富它，却是可行的。
罗发辉的艺术表达，在“玫瑰”、人物和衍生的复合风景中交替进行。不同的图像里，依作者所愿生呈不同的表述内容及情感方式。出自西方的由玫瑰传递情爱信息的文化模式，在本土语境里早已被“混血”得面目全非。物换景移，乾坤动转，物是人非。不同的物理资源，不管你曾有过多少附加因素，在此运动情形中，“变态”是必然的。“玫瑰”作为情爱传递的使者，其浓艳煽情的色泽与带刺的植物属性，象征着人类在以情欲为代表的各种物欲作用下的混乱内幕。
余极的艺术方式，充满了多变和不确定性。关于“洗脚图志”作品，他曾自述，是“对中国都市洗足女所作的社会学的一种日常经验记录，一种与她们相处的特殊情境中出于主动与之建立互相指涉的复杂文本关系的记录，以此揭发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期待心理、享乐主义、虚情主义甚至一种虐恋的施暴情结。”作者用独特的方式与视觉敏感，触及到了在我们身边早已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而他更多的行为作品和观念摄影作品，旨在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发表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见解。
邱光平的艺术人生，有着厚重的“马”的情结。他的自我解嘲并非一时性起，其身上流淌着放荡不羁的原生野性，天马行空的自由精神，我行我素的生存态度。这些个人经验，帮助他找到了画马的合理途径。他发现，马其实和人类一样，也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外化为灿烂多姿的个性表情。由于艺术家对“马”的非同寻常的人格化关照，也就不难理解那些更多来自人类和个人经验的文化元素，在与“人”与“马”之间，常常混沌交织，身份莫辨。
吉磊的艺术，有着新生代群体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生存逻辑，以及与时代同步的人格价值观。他的“传说”系列，在对特定年代意识形态图像的借用挪移中，追问虽已久远但却不能忘却的社会苦难，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重新讨论的意义。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蹦极跨越，也使得这种讨论不可避免地删除了严肃沉重，多了些轻松调侃。“幻境”系列，将来自生理的药物的自然的社会的不一而足的原因导致的情境虚拟，用个人化方式重组秩序，显然，多异性将是必然的。
肖克刚的作品，在一种貌似平静中，释放着奔腾刺激的个人情感。而其中，“功夫”是思想宣泄的工具，思想又在不断地经验积累和释放中催生。两者互动共生，既是一个艺术家终生面对的课题，也是他者对其价值评判的依据。他的作品中，不管是用“人”还是用“鱼”用“景”作借用资源，都有着其鲜明的个人态度，和针对性的图像内容。一般来说，要走出困扰当下的文化阴影，艺术家找到鲜明的个人面貌是重要的。
廉学洺的个人经验，有着鲜明的特色。生活中的起伏跌宕，带着些苦涩甜酸。一路不寻常地走来，一路也在播撒着他的希望。 其作品“黑洞”系列，可能和臭氧问题有关，可能和生活中的细节甚至情色相关，也可能是与外界并无关联的精神思维框架的物态虚拟。“苦瓜”系列，存有一种反物象的精神情结，隐喻着对社会的认知。这种认知，对于丰富艺术家的修养，是有益的。
郭燕的艺术，有一种新都市寓言的象征意味。其出发点，是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的思考。《紫色印象》和《飘》系列的基本框架，是城市与男女。而“男女”，既是构成社会阶层实体的基础单元，也是诸多问题的源头。当人们的各种困惑日益加深时，对原始自然的渴望也越强。在城市的暮蔼中游弋的生灵，乘“飞毯” 飘荡的男女，有紫色的温润与诱惑，有灰色掩隐的病灶与危机，有寓言化的荒诞与浪漫。
符曦的作品，面对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显示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和无奈，也隐含她对问题的个人态度。以女体本身为资源，从女性视角切入，附带着扭曲和伤痛，以及不顺大流的逆反态度，是作者对问题的拒绝趋同的回应。在作者精心制作的系列“秀色”面前，我们是否还能沉湎于对“花”的和“女性”的表层迷恋？对女性艺术而言，要涉及的不仅是性别，更重要的是基本权利受限而导致的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
多元的当代，为艺术作品方式与出展方式的多元性提供了尽可能丰富的实验平台。尽管社会现实还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但这却是社会魅力的重要方面。艺术家也许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却可能给社会注入不断丰富多变的活力。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常得益于艺术的介入，而艺术的幸福指数提升在于不断作为不断求新。只有在创造的快乐中持续增加收获积累，我们才有了将艺术进行到底的理由与自信。
于成都龙王庙
自由的灵魂
刘辉明
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上，抛开那些早已走出去的青岛籍艺术家，青岛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痕迹可寻。这真是件挺悲凉的事儿。地缘导致的边缘化，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甚至缺乏足够的市井文化，这似乎都是理由，但又不能充分的说明问题。
其实，早在80年代，青岛的前卫艺术就有过一段鲜为人知但充满活力的时期。写到这儿，我有点紧张，国内的各方人士对80年代的回顾里掺杂了许多矫情与粉饰，有许多的想当然和理想化，更不用说失意者的“想当年”情结。然而，再谨慎的过滤仍无法仰止我的思绪，因为那些事儿，因为那些人。
我真的相信，那时青岛的前卫艺术是一个纯粹、光辉而悲壮的时期，既不逊色于同期那些名声大噪的城市，也不逊色于如今的当代艺术热潮。一次次的展览、沙龙，不断的行动，各种的团体。在全国范围内，青岛天主教堂露天画展在其规模、强度、持续性及明确的行为目的等各方面都极为鲜见。所有的事，都与名利无关——至少是几乎无关。有的只是精神的需要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实验。
我无意去过多地回顾往事，只是想，有那些经历的艺术家，很多都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灵魂，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这些年来，正是它们支持着人们度过艰辛，呈现出越来越多个人化的艺术家和作品。尽管当代艺术鱼龙混杂，一片混沌的大潮难免也带来各种小把戏、噱头、皇帝新衣式的闹剧，尽管现在仍缺乏大胆、尖锐，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能提出新问题的艺术家及作品，但真情，真挚的感受，对生活切肤的痛感和自由的灵魂正在，也将更好地使青岛的当代艺术家们成长。他们将有机会站到当代艺术的潮头上，而且，我相信当某一天潮水落下，他们仍会留下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
这次同成都艺术家的交流展，无疑对青岛艺术家——特别是滞留在本地的——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被称为占据了中国当代艺术半壁江山的四川艺术家有太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事实上，尽管两地差异极大，但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比如都地处边隅，都闲散随意，特别是，都有独立不羁的自由灵魂。
自由的灵魂是青岛艺术家的根本，也是他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