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98 从军工厂到艺术区
 
    
 
          一边是工厂一边是画廊;一边是工业生产,一边是艺术创作;一边是秩序规范,一边是率性随意,这就是今天的798。骑车的工人和自驾车的艺术经营者,行驶在同一条大道上。
 
 
       当年工厂工人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15分之间进行的广播操,在锻炼身体和培养集体意识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创造了某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
 
 
798工厂的厂房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原东德的建筑师设计的。图为当年厂房修建时,工人们在厂房拱顶上铺设钢筋

 
 
 
      如今的798是中国城市文化的急先锋,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尚新宠,一个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荒诞与正经奇幻组合的试验场……从军工厂到艺术区,这一改天换地的转变,其步伐之快、势头之猛,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其原因何在?我们从中可得到哪些启发?

    在策划“工业遗产”专题时,798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被我们“相中”。作为一个工业遗产,798与上海江南造船厂或沈阳铁西区的大型工厂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们选择它却是基于另一种典型性:从工厂区到艺术区,从工业到后工业,从沉寂到活跃,从保守到创新,从封闭到开放,从低租金到高代价,从纯民间到政府的介入……一切的转变都是在不经意中“转瞬”即成。
    798过去是大型国有军工企业。也叫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此前是718联合厂(即华北无互电器材联合厂)的三分厂,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964年4月718联合厂分家,才有了798厂。自上个世纪90年代,聚集在酒仙桥地区的各电子工厂均大规模转产或停产。经过企业调整,797、798、706等七个工厂合并为七星集团。现在的798艺术区也称大山子艺术区,是对七星集团属下这一区域的统称。
    第一次采访是在4月21日,那也是我的第一次798之行。如果不是有熟人指引,要想找到798艺术区可能会多费一些周折。进入艺术区的东门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墙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酒仙桥路4号”。
    从院门到798艺术区还有一段距离。这一片原是718厂的厂区,路边矗立的宏源公寓和相对成熟的社区环境,暗示着原来的工厂区曾经历过房地产开发时代。再往前行,工厂的面貌逐渐清晰,横七竖八的管道,高耸的烟囱,“文革”时期的标语,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以及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厂;而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画廊、工作室的指示标牌,引人注目的雕塑作品,时髦的青年和穿梭往来的外国游客,一切又构成了极强的艺术和时尚氛围。少时记忆中的工厂环境与奇思幻想的艺术构思的组合,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这是一个氛围独特的工厂,同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区。工业与艺术,竟能彼此相安,甚至相得益彰,这在中国的其他工厂中是难得一见的。我想了解这一特例是如何产生的,或许这对中国的其他工厂有些借鉴意义。我把采访的目标锁定在黄锐、徐勇、李向群和田畑幸人等人身上,因为他们都是798这个过去的军工厂向如今的艺术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田畑幸人:我的存在给欧美艺术机构的进入吃了定心丸。
    正逢798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我们约好了在798的“老工厂”咖啡厅与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的老板田烟幸人见面。坐在他旁边的手钱和加子是个文静而漂亮的日本女孩。她是前天从东京飞到北京,专为参加第二天下午的“日本动漫展”的开幕式,赶到798时已是晚上10点。我很关注她对798的第一印象。
    “我感到是进到了一个大工厂,隐约中,可以看到高大的烟囱,大体积的厂房。但第二天就不是这个感觉了,这里有很多展览,有很多有活力的艺术家和艺术活动,来参观的人也很多,这在东京是不能想象的。”
    这是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在798的两天已让她兴奋不已。与和加子喜形于色形成对照,田畑幸人显得很理性。他说他每个月都要从东京往返北京一次,兼顾东京画廊和北京东京艺术工程两边的经营。而798艺术区的形成乃至发展到如今的规模,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我的东京画廊建于70年代,从1989年就介绍中国的艺术家来日本。我一直想在北京或上海开一家画廊。但上海的商业气息浓,我更喜欢北京的文化艺术氖围。通过朋友黄锐的介绍,我来到这个工厂。2002年,我决定把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设在这里,一是因为这儿的面积很大,二是便宜,即使失败了,损失也不会很大。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家书店,据说现在有几十上百个岂术家入住了。”
    他所说的第一家书店是美国人罗伯特的艺术书店,而罗伯特本人也对798艺术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外国人对798的关注和参与,便与他密切相关。
    “作为首批进入798的艺术机构,你觉得自己对798岂术区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我问他。
    “欧美画廊刚开始对进798持一种怀疑态度,但东京画廊这几年在798的持续发展,给他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我展览的都是中国有性格的艺术家的作品,是非主流的,但也没受到政府限制。我的存在给欧美面廊吃了定心丸。”
    其实田畑幸人对北京798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对厂房建筑价值的认定,也起列积极的作用。
    “最初来时,吸引我的就是这里厂房的建筑风格。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东方式的,而是欧洲式的风格。日本没有这样风格的建筑,甚至这种风格的建筑在亚洲也小多见。能在中国看到这样的建筑,并在这样的建筑中举办艺术展览,非常有意思。”
    他所说的这种建筑是德国包豪斯风格的。通过翻阅资料,我知道这片厂区是由原民主德国援建的,1954年秋开始动工,1957年10月建成。当年邀请了50多位德国专家进行建筑设计,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和包豪斯设计理念。

    徐勇:进入厂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一种感动。
    现在没人说得清谁是第一个进驻798的艺术家,但改变798命运的灵魂人物肯定少不了徐勇。
    徐勇是以拍胡同而出名的摄影师。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们如约来到徐勇的时态空间。这是798艺术区中颇具代表性的地标式建筑,1200多平方米的典型包豪斯风格的厂房几乎没有任何装饰。角落里保留着4台机床,墙壁上红色的“文革”标语很是醒目。我注意到有一行不是很大的字:“124夺权就是好”。那是1967年的1月24日,厂里的工人把厂领导的权夺了,这件事被工人大书特书在车间的墙上。其实这些标语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它已成为一种符号,代表着中国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信息。而50年代的信息则主要通过德国人设计的厂房和制造的机器表现出来。也许这便是徐勇为他的空间所赋予的“时态”含义。
   徐勇是2002年来的,那时罗伯特已经入驻厂区,徐勇时常过来玩。“当时工厂正在转型。按原有的规划,这里是要被拆除的,改造成一个电子城。我准备租的这个厂房已经闲置了5年,一片破败,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到处是油垢、尘土,但厂房建筑非常高大,空间非常好,我当时就决定大面积地租下来。”
   “当时租金很便宜,6毛多一平方米。我觉得这里的厂房和胡同很像,它们在我眼里都是一种可利用的人文资源。这个厂按照它原来的价值,经过50年的折旧,它的资产价值已经为零了,但经过50年的积累,它的内涵反而更丰富了。工厂经历了从新中国刚刚成立、中苏友好时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整整跨越了50年的历程。所以一进入厂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一种感动在里面,在这里体验到的不仅是现代的艺术,还有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租的厂房以前是陶瓷零件的加工车间。”徐勇是洛阳工学院毕业的,当过工程师,对工厂的机械设备相当了解。“这个车间起码有100来个工人,里面是车间主任的办公室和模具库,我把它改成当代艺术书店。后面的酒吧也是个车间。酒吧里桌子的支撑都是机器的附件,我特意保留了很多工业的元素,把它们作为一种装饰。”
    我现在所看到的时态空间是徐勇经过8个月、投入100多万改造成的。其实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租约合同签3年,2005年这里是要被拆除的,那么前期的投入也就白费了。而艺术家的闯入和他们有声有色的当代艺术活动,却改变了工厂原有的规划。
   “七星集团一开始把厂房廉价地租给我们,是对闲置厂房的一种利用。但无心插柳柳成阴,想不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艺术区。2003年我们推出了一个‘再造798’的活动,所有的空间,都同一天对外开放。当时活动的影响很大,一天来了上千人,是北京当代艺术活动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徐勇滔滔不绝。
    从2003年的“再造798”,到随后的三个艺术节中,参与的艺术家和机构的快速递增:从2004年的10家左右,到2005年的40多家,再到今年的80多家,798当代艺术活动的跳跃式发展,已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我把这个过程比喻为烧开水,从0度到99度,有一个水温慢慢积累的过程,一旦到了99度,就沸腾了。北京改革开放将近20年,就像烧开水的过程。同样是北京民间自发形成的活力地带,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什刹海、中关村相比,798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升温到沸腾的过程。”徐勇解释说。

    李向群: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
    我们采访李向群的那个下午,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的样子。顺着指示路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向群的“0工场”。这是厂区中的一个独立4层小楼,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筑,以前曾是厂区的食堂,周末的时候,也兼作舞厅,里面的面积就可想而知了。
    我采访的每个人,都会给我讲一段他所经历的798的历史,李向群也不例外。“当时中央美院做抗占纪念馆的雕塑作品,知道这里有闲置厂房,就租下来做雕塑放大工厂,那大概是1998年的事情。”
    “当年你来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的?”我问他的时候其实更想了解798从一个工厂转型到一个艺术区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点。
    “这儿给我的印象很冷清,有点儿像今天阴天的感觉。我刚来时,雕塑工厂对面的厂还在生产,后来就停了。与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期相比,早已今非昔比了。”
    其实798的衰微,不仅仅是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也是国营老工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而正是它的衰落,才给艺术家的进驻带来机会。我知道798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作为人大代表的李向群提出的一项议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想知道798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当时物业说准备把地给卖了建公寓,大家都紧张了,开始出谋划策想办法。当时我正好要去开人代会,决定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议案提上去。我还清晰记得那是2月18日,是提交议案的最后一天,我把议案交给人大秘书处,题目叫‘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
    我知道关于工厂拆与留的问题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798已被北京市定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那么798以后的发展会如何呢?
    “这取决于北京市的政策法规。现在798面临的最大危机可能就是房价问题,这直接关系到这里艺术家的生存。虽然涨价提租是必然的趋势,但不应当这么快。像艺术家自己花钱改造、搭建的楼层也算面积,这点极不合理。继续这么下去,这里的艺术家可能真的走了。”
    但艺术家为何不去像北京机床厂或像首钢这样的地方呢?
    “798的条件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798位于朝阳区,这里离首都机场、艺术学院、东部新的使馆区、CBD都很近,这意味着它更容易走向国际化。以前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像宋庄等地,位置比较偏远,而且那个地方是属于内向、封闭型的,798是开放和外向型,是展示给大家看的,所以能留住人。”

    706厂的老工厂:798的变化和发展,与我们没关系!
    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准备去706厂,那里也有一个大型展览。无意间看到一位工人师傅推着摩托向我迎面走来。周末厂区里游客很多,但很少看到工人,所以看到他感到很新鲜,更主动上前与他攀谈起来。我特别想知道工人对现在厂里的变化有什么感觉。
   “艺术家刚进来时,没什么感觉,我们还在工厂干呢。我进厂时16岁,初中毕业,是1970年,国家分配来的。”
    老师傅姓高,是一名车工,2002年内退,一个月拿400元退休金,目前在厂区中一个私人承包的车间干活。他的哈利摩托车是前年花8000多元买的,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并窘迫。他的工友有的还在厂里干,一个月挣1000来块钱。
    “租出去的厂房多了,按说厂里的效益会更好,会改善你们的福利吗?”
    “没有感觉。”他的回答开始变得简短起来。“那是我们车间。”他指着我要去的706厂。
    我请他陪我一起去看—下他工作过的地方,他痛快地答应了。穿过一条马路就属706厂区范围了。“这儿原来的绿化比现在好,环境也比现在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能明显感到他对老工厂的眷恋。“这是德国人1956年帮助建的。瞧脚底下有坑的,以前都是放车床的。这是电缆沟,我的机床就在这儿。我在这儿的时间最长了。”
    他带我走进厂房时,硕大的空间让入震惊,比徐勇的时态空间还要开阔。这是一个“原生态”的旧车间,玻璃是破碎的,还没有人为清理整修的痕迹。我跟着师傅走到他曾工作的地方,但那儿已经不见有机床。
    “窗户为什么都朝北开呢?”
    “朝北太阳光不会直射。铁、钢这些金属零件反光,太阳一射,就看不清了。我们生产的零件用来制作光学设备,是属于电子专用设备。以前是国家下达任务,后来市场经济,国家不管了,我们就做起了游乐设备。”
    “对这个厂的变化和发展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无所谓,和我们没关系。以前还进来看看新鲜,现在不常来了,上班忙没时间,下班就赶紧回家做饭去了。”

    黄锐: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
    与北京东京艺术工程比邻而居的是798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一一黄锐,他的工作室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私人空间。“我进来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屋子,我决定要住在这里,这儿的环境、氛围、气场,一下子把我吃掉了”
他的空间另具一格。9米高的厂房经过改造变成两层,一层是会客室和餐厅、厨房,二层是卧室和工作室。跟着主人来到二层,既有曲径通幽的巧思,更有豁然开朗的达观。拱形房顶上还保留着老厂房原有的风道口。工作室里的一个木箱应该也是厂里的老物件,上面有语录,还有“电工”、“钳工”等字样。在北京,在紧张的现代都市生活中,能拥有这样一个奢侈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
    对黄锐的采访是从他主编的《798工厂》一书聊起的。从他编的书里,我知道在50年之前,这里是一片100多万平方米的洼地。当时国家直接拨款900万卢布,折合人民币1.5亿元,筹建新中国的电子工业基地。当时这属于国家级战略工程,代号718。
    718联合厂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援建的156个项目外单独设立的第157个项目,其他156个项目部由前苏联援建。中国提出要建设电子工业基地,而当时苏联的电子工业也是从东德引进,所以援建电子工业的计划就转向与东德合作。
    《798工厂》编于2004年。“编这本书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保护这个老工厂。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开始挖掘这个厂的历史。”黄锐解释道。“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实际是想给政府一个启示,一种情绪上的冲击。这儿过去有辉煌的历史,国家投入那么多,而且还曾是一个时代的骄傲。”
    确实,书的记录方式很客观,尤其是工厂的老照片,很珍贵。而大多数人,都在不经意间,把那一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历史给遗忘了。从黄锐那儿我了解到,这部书是艺术家“再造798”的一个后续产品,它和李向群向人大提出的保护798的议案起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艺术家们联合保护798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过作为策展人,黄锐总是会给人一些出奇不意,他更关注现在和未来的798。
    “其实798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化的一种觉醒力量。当代艺术的最大魅力是脱离条条框框。现在这里被定位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的主角是艺术家,但许多官员到我们这儿来时都指指点点。”黄锐说话的语速很慢,但笑声却很爽朗。
    “下一步我要拆798的墙。墙内的798只是个概念,我要把这个概念扩大,让它传染到周边的地区。”

    我们: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798成为一个中国创造。
    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还有很多。虽然只和七星集团物业公司的戴嘉琪书记打了一个照面,但他的和蔼与干练,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把我带到刚刚成立不久的798艺术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我见到的4名工作人员,都是从七星集团抽调过来的,他们的新工作还没有走入正轨。
    而关注798的人却更多。一直从事景观设计研究的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分析说:厂房之所以赢得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青睐,是因为工业建筑有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建筑和景观,因而可容纳各种非日常的活动,为艺术家的个性设计和创造提供非同寻常的体验;旧建筑是有历史和故事的,通过物质的元素,给空间带来一种非物质的氛围,并弥漫四周,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场所感。这是新的建筑设计所不能带来的。
    我的朋友阿健也对我说:“与三里屯酒吧或后海那儿比,这儿的空间和距离更充裕一些,没有一点儿拥挤和压抑的感觉,可以长时间的待;很多看上去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像破房子、旧台子什么的,好像都是你的。很多男孩子天生都有机械情节,都挺迷恋工业氛围的,老厂房能让他们撒点野。”阿健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现在不是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吗?我觉得798现象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不要把什么都拆了建新的,旧的加以合适的改造,也会非常好。这样既节约又舒服,还能保留历史。我们的城市总是在完全否定旧的基础上建新的,但有些新的东西其实很丑。”
   随着对798了解的加深,我们对它的关切也更多更深。
    798虽然只是军工厂的代号,但对于艺术家来说,却是一个巧妙的组合:798,三个顶天立地的数字。
    对于过去的798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798厂在今天的命运是当年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无法预料的。但现在大量进驻的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又有谁能预料798未来的命运?
    如果说我们正处在前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转折点上,那么798的存在便是这一转折的见证,从标准化的规模生产,到突出创意和个性,798浓缩了这期间各种变化的缩影。
    但798在中国并不孤立。除北京外,上海、昆明、成都、广州等地也都有类似的区域。798的发展以及北京政府所承担的角色,也许会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798也许是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地方。2003年,北京首度入选美国《新闻周刊》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原因之一就是798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证明了北京作为世界大都会的能力和潜力。国外媒体认为798艺术区是中国的希望;在798,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无法显示的当代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不同年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代表性的内容,可以看到一个诚实的和真实的中国。以至有人称:来北京去了长城、故宫而没有去798艺术区,就算是没有去过北京,就算是不了解中国。
    798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798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创造”
责任编辑:admin